12月4日,影石正式发布了预热已久的全景无人机影翎A1。
发布场景选在了高空热气球上,独树一帜、张扬抢眼,确实像是创始人刘靖康会选的营销方案。
这是影石有史以来最具挑衅意味的产品,挑衅对象是大疆,后者营收都是它的十倍,净利润差距则更大。
刘靖康在当天的朋友圈里提到,“也许影石最后会在其他品类竞争中全面承压。”

刘靖康朋友圈截图
没有“也许”,大疆的子弹早已上膛:今年7月,大疆发布首款全景相机Osmo 360,将尖刀插入影石腹地。
商业竞争和对抗都是相互的,遵循牛顿第三定律,承压的不只影石,把视野拉高拉远,大疆也在被窥伺。
对于一个刚发布的产品,讨论影翎A1会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威胁大疆还为时过早。
但它仍然是过去这么长时间里,所有尝试挑战大疆的产品里,颇有象征意义的一个。
在大疆的绝对主场,搞出全新品类的产品定义,这应该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的事。
在科技行业,决定胜负的通常不是参数,不是堆料,也不是一时的营销声量,而是“产品定义”:率先预判未来的产品形态,并用工程能力把它提前拉到现实世界里。
定义产品就是在塑造原始的用户心智,设定行业演进的轨道和路线。这不是所谓的性价比,或者单纯的差异化,而是在争夺下个阶段产品的叙事权。
汪滔很欣赏乔布斯,苹果恰恰就是因为发明了新的产品定义,开创了智能手机这个新的消费电子品类,才重新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前不久拓竹创始人陶冶在朋友圈炮轰大疆。
起因是大疆投资某3D打印公司时,特别安排了针对拓竹的限制条款。
陶冶喊话汪滔,不要把人才流失归结到“外面的兄弟混得太好身上”,不要对“掌控感”有“虚幻的渴望”,要“理清楚忠诚和服从这两个概念的异同”。
以汪滔对商业史的理解,他当然看过各种关于“产品定义权”被掌握、被巩固、被抢夺的故事。
大疆的全景无人机新品正在路上,虽然会晚影石一步,但双方有各自的优势。影石领先在全景生态,大疆则有深厚得多的无人机技术积累。
汪滔如何评估影翎 A1 的威胁,我们无从得知。
但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在自己长期主导的领域,突然出现一个由对手定义的新产品形态,哪怕只是微小的、局部的、暂时的定义权转移,对他的掌控感而言,都是一种挑衅。
大佬追求掌控感,本身并不稀奇。所谓“运筹帷幄”,本质就是希望变量可控、局势在手;能掌控局势的人,自然也更渴望掌控局势,这是能力与欲望的同源。
但在中国头部科技公司创始人里,汪滔对于掌控感的执念依然格外突出。
去年 OPPO 的沈义人就在微博上讲了一个行业段子:“听传音的人说,传音食堂都是挂大疆工牌的,自己快吃不上饭了。为什么?因为大疆老板吃素,所以大疆食堂都是素菜。”

社媒截图
因为自己吃素,就要求员工食堂只提供素食。这件事太精准地呈现出汪滔的掌控欲。
素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是最基础的人际边界。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人,则是最高效、最直接的社交冒犯手段。
只是在大疆,雇佣合同和上下级关系掩盖和压制了这种冒犯,使其不再被视为失礼,而变成一种被动接受的组织规范。
员工拿公司的钱,想着给公司创造价值,这是忠诚;在公司食堂只能吃素食,显然就属于服从了。
陶冶说汪滔没搞明白忠诚和服从的区别,那倒未必。汪滔从一开始,或许想要的就是服从,而不是忠诚。
素食食堂有点像汪滔对员工的服从性测试,是他获取掌控感、确认服从的工具:我的生活方式,就是公司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在业内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汪滔创业初期要求员工写“时报”,按小时汇报工作内容与产出。这种强度的管理方式,对效率的提升未必明显,但对掌控感的强化几乎是线性的。
因为看起来所有信息回流到创始人手上,所有节奏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有时,他们开发产品过慢,我都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批评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还是在偷懒,或者他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为之努力。”
对掌控感的执念,往往源于对人的深层怀疑。
怀疑员工总想摸鱼,怀疑高管不够忠诚,怀疑供应商与内部勾连。在这个心态的底层,信任不是制度的一部分,而是需要被验证、被管控、被持续审视的变量。
腾讯《深网》曾报道过一个事情,颇具戏剧性。
大约在 2016 年左右,汪滔因为担心个人形象被公开可能带来安全与隐私风险,特意安排工作人员找模特拍摄了一组商务风定妆照,用来替换外部使用的媒体照片。
这个模特的外形与汪滔相近,而汪滔本身又几乎没有清晰的公开照片,于是这些“伪照片”后来频频被媒体误用,成了他在公众视野里的另一种“替身”。
很少有创始人对自身形象管理做到这种程度。
它不是出于对美化形象的需求,而是一种对外界信息流的极致控制:什么能被看到、什么不能被看到,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中。从食堂全素,到写时报,从怀疑组织到控制照片,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指向的是同一套内核逻辑。
在汪滔的系统里,不确定性必须被压到最低,人必须被可控化,信息必须以他能掌握的方式流动。掌控感不是偏好,而是他治理世界的方式。
事实上,就算在大疆内部,员工也很少看到汪滔露面。这与他早年公开表达过的一种观点高度一致:成功需要与大众保持距离。距离可以带来神秘感、威权感,也确实能减少外界干扰。
但当你持续与人保持距离、刻意降低情感连接时,组织内部的情感黏性也会随之被削弱。而情感黏性的缺失,往往就是人才流失的一个核心诱因。
光在过去一年,大量前高管或技术骨干就动作频频。
飞行系统技术中台核心元老李昊南离职加入妙动科技,后者由高建荣、杨硕创立,这两位也是典型的“大疆出品”。曾深度参与大疆代理商体系改革的张博,则转身加入竞争对手影石,出任中国区销售负责人。
除此之外,芯片与影像系统的奠基者曹博、“研发三巨头”之一的丘华良、上海图传团队负责人龚明等重量级人物,也都在过去数月相继离开。
客观而言,如今大疆系创业者在中国智能硬件领域已经是遍地开花。稳定、执行、强工程能力、高品味,这些标签几乎成为大疆出身的创业者,在VC那里的硬通货。
陶冶那句评价点得很透:“资本市场现在对‘大疆系’有点 FOMO,给了项目很高的溢价,导致大疆的人出去创业蔚然成风,创业者又各自拉了一票骨干走。”
站在这个背景下,汪滔对拓竹的“特别关照”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陶冶带着高秀峰等四位核心骨干出走创立拓竹,是这波“VC 追投大疆系”的重要起点。这种“始作俑者”,自然需要某种“惩治”或反制。
无论这些人选择创业还是投向竞对,本质上都会进一步削弱汪滔的安全感,侵蚀他对组织的掌控感。这种心态下,即便拓竹与大疆并无直接业务冲突,他仍会在投资环节加上针对性限制条款。
不是因为竞争,而是因为控制。
对他而言,限制、针对、设防,是重建掌控感最直接、也最可执行的路径。
但可以预期的是,大疆的战略腹地未来只会迎来更多类似影石的入侵者。核心业务的竞争烈度不断上升,汪滔多年来构筑的掌控感,也将不可避免地开始松动。
影石只是第一支插进“大疆主场”的矛。
最具威胁的不只影石,还有手机厂商,它们早已在外围伺机而动。
根据《晚点》报道,大疆去年营收超过 500 亿元,净利率逼近 40%,是苹果的两倍。在消费电子行业,这是一种惊人的利润结构。每卖出一台云台相机Pocket 3,大疆赚到的利润,相当于十几台国产安卓手机的利润总和。
Pocket 3今年的出货量已破千万,而整个中国每月的手机出货量仅2000 万出头。按照利润十几比一的换算,这是极其可观的规模。
云台相机这类手持影像设备,本质上与智能手机同属消费电子赛道,影像算法、SoC 能力、供应链体系、结构堆叠乃至品控经验,都具备高度复用性。
所以,对手机厂商而言,云台相机不存在不可跨越的壁垒,连“影像品牌资产”这种软性心智都能顺滑迁移。
在手机厂商看来,这么高的利润空间,显然意味着这个市场缺乏充分竞争,没有任何不入局的理由。
本月初,据雷锋网报道,OPPO的Pocket项目,由首席产品官、高级副总裁刘作虎亲自带队。刘作虎是OPPO影像业务的负责人,既对旗下所有品牌的产品体验负责,同时也分管海外各大区市场。

OPPO首席产品官、高级副总裁刘作虎
这样的人亲自下场,说明OPPO不是简单的试探,而是已有势在必得的决心。
除了OPPO之外,VIVO也已经启动相关的产品研发,同样是预计明年发布。荣耀在10月的Magic 8系列发布会上,作为One More Thing推出的Robot Phone,已经集成了一个可升降多轴转动的云台相机设备。小米则与浩瀚联合推出口袋相机,走低价市场,用规模效应切入,与大疆等错位竞争。
这些手机厂商熟供应链、懂影像、擅营销,比影石口袋更深,还有大疆无法比拟的规模和渠道。
对汪滔而言,影石只是外部变量变化的一部分。
出走创业或加入对手的大疆系人才和全面杀入的手机厂商,全都是破坏掌控感的新要素。
大疆还会继续强大,但汪滔曾经拥有的那种对行业、对产品、对未来走向的绝对主导权,或许将在人声鼎沸的新竞争格局中,被迫让位于更复杂、更混沌、也更不可控的现实。
他的掌控感正在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