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消息，国外媒体日前撰文探讨了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与人工智能的复杂纠葛，详细复盘了这位硅谷领袖如何凭借对技术趋势的精准把控，推动GPT系列模型从实验室走向大众视野，彻底改变人类与机器交互的方式。

如今，人工智能一边缔造财富神话，一边激起伦理焦虑，两者如双生花般并生共长。

站在技术革命风暴眼的奥特曼，正经历一场微妙而深刻的角色转变——从备受推崇的“科技预言家”，逐渐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人们开始追问：这位推动AI民主化的布道者，真的能承载起技术文明的未来吗？

01.技术破局：从Transformer到ChatGPT的范式革命

2017年，当谷歌研究人员提出Transformer神经网络架构后不久，一位名叫亚历克·拉德福德的年轻的OpenAI工程师就敏锐地意识到它的革命性潜力。

与传统AI系统不同，Transformer架构显著增强了对长文本序列的处理能力。

拉德福德在训练模型时，选取了7000本尚未出版的英文书籍，涵盖浪漫、冒险、科幻等多种文学类型。与谷歌团队将Transformer用于机器翻译的做法不同，他在任务设计上做出关键创新——不再专注于翻译对齐，而是令模型专注于预测句子中的下一个词。

模型启动后便进入逐词生成的流程：从首词开始，依序生成下一个词，直到构成完整语句。每一个新词的诞生，都是源于那七千本英文小说中潜藏的统计规律。

拉德福德并没有教它语法，也没有要求它模仿《风格的要素》这种教人如何写得清楚、简洁的写作指南。它只是读了大量的小说，然后自己“悟”出怎么写。这个过程有点像魔术：你只需要打开开关，它就能从数据中“变”出一段段有逻辑、有故事的文字，好像语言本身在数据的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一样，逐步构建出具有故事性的叙述脉络。

这项实验成果为2022年ChatGPT的诞生奠定了关键的技术基础。即便在初期的惊艳逐渐退去之后，文本生成技术依然带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感：当用户让模型生成笑话或剧本时，虽然成品难称佳作，却始终保持语义的清晰与连贯。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模型将海量训练语料转化为一种统计意义上的“曲线拟合”——每一句话都承载着数据中所蕴含的人类经验，就像从千万条语言溪流中提炼出的抽象语义图谱，既非照搬原句，也非纯然创造，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数据共鸣”。

拉德福德在OpenAI的技术突破并非偶然。OpenAI于2015年以“AI界的曼哈顿计划”定位成立，初期由埃隆·马斯克出资，山姆·奥特曼迅速成为其公众代表。尽管与微软的合作带来了强大算力支持，但在2017年前，OpenAI实验室仍未产出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时，另一组研究人员正尝试训练T型虚拟机器人完成后空翻——依靠人类对随机动作的投票反馈，机器人以微小但可衡量的幅度逐步进步。

OpenAI秉持一种独特逻辑：一方面高管团队警示AGI（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另一方面却全力追逐这一目标，理由是“唯有先行开发良性AI，才能掌控风险”。

尽管微软提供算力支持，但资源始终有限。拉德福德的研究取得突破后，OpenAI高层—亲和力十足的奥特曼与当时带有“萨满气质”的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做出关键决策：放弃如后空翻机器人等项目，全面转向语言模型。团队意识到，现有神经网络已具备强大的数据模式提取能力，便开始系统收集更多语料，从未出版书籍拓展至YouTube字幕、网络论坛等互联网文本，构建起更庞大的训练集。

这种深度学习范式对算力和资金提出更高要求，也让OpenAI原本的非营利定位承压。但成果显著：2019年GPT-2问世成为AI发展的转折点，2022年ChatGPT更在全球引发热潮。与此同时，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行业势能也悄然成型——有记载称，苏茨克维曾在优胜美地闭门会议上焚烧象征“未对齐AI”的稻草人，并带领团队高呼：“感受通用人工智能！”

02. “圣婴”奥特曼：一个非典型创始人创造技术乌托邦

在《AI帝国：OpenAI的梦想与噩梦》这本书中，作者凯伦·霍追溯了GPT取得的技术性突破对谷歌、Meta等竞争对手的冲击，指出这些公司均以各自的方式复刻了奥特曼的决策。“不惜代价追求规模” 的OpenAI模式已成为行业默认准则。她尖锐地指出：“OpenAI正是凭借奥特曼的亿万富翁背景、独特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非凡的驱动力与人脉资源，为其实现愿景和主导行业创造了成熟的条件。”从本质上讲，这场技术演进是一场企业叙事—讲述我们如何被带有风险的崇高修辞所催眠，最终接受了当前形态的AI。

凯伦·霍将技术的原罪追溯至1955年约翰·麦卡锡创造 “人工智能” 这一术语的决定。该术语天然引发对人类能力的夸大类比，例如康奈尔教授弗兰克·罗森布拉特曾将其能区分左右方块的系统宣传为 “类脑装置”，《纽约时报》更是渲染其具备意识觉醒的潜力。在这种文化语境下，OpenAI取得突破后，奥特曼不仅被视为商业领袖，更被赋予了伦理守护者的角色。正如基奇·哈吉在《乐观主义者》中提出的质疑：“我们能否信任此人引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

在科技创始人群体中，奥特曼确实属于道德声誉极少有瑕疵的异类。这位成长于圣路易斯犹太中产家庭的长子，早年便在学前班展现出跨学科天赋。时任校长安迪·阿博特评价道：“他让我想起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能就任何话题展开引人入胜的讨论，无论是计算机、政治还是福克纳的小说。”

2005 年，大二在读、身形瘦削的奥特曼在一场创业展会上站上桌子，翻开翻盖手机宣称“地理定位是未来”，并号召志同道合者加入。他随即辍学创办了定位服务公司Loopt。前校长阿博特听闻此事后感叹：“山姆，别选这条路啊，你本可以成为更全面的人！”

社交魅力在硅谷同样发挥效用。尽管Loopt并未取得轰动性成功，但奥特曼却在这段创业经历中展现出惊人的感染力。一位亲历者向哈吉描述：“他体重不足百斤，却被一群中年精英簇拥着倾听他‘布道’，每个遇见他的人都渴望复制这种特质。”

到30岁左右，奥特曼将Loopt变现所得投入一系列成功的初创项目，并接掌科技巨头孵化器Y Combinator。这一职位使其成为硅谷元老探知未来的桥梁：他从贝索斯处学到邮件引荐人脉时仅用 “？” 符号的极简风格；从YC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处吸收 “加个零” 思维—始终追求指数级扩张。奥特曼的决策模式如同运行在硅谷创始人传说数据集上的算法，精准预测下一步动向。

在硅谷前辈眼中，奥特曼犹如科技界的 “圣婴”，既是行业希望又是吉祥物。彼得·蒂尔评价他 “身处硅谷时代精神的绝对中心”，他后来还与蒂尔在热水浴中结识的一位澳大利亚技术专家并成婚。格雷厄姆断言：“即便被空投至食人族岛屿，5年后奥特曼也能加冕为王。”

这种代际套利现象持续显现：2008年起，他参与行业领袖闭门峰会Sun Valley Conference，与媒体大亨巴里·迪勒等人建立深厚私交。不过即便是如此，奥特曼却仍与两个兄弟合租公寓。作者凯伦·霍记录了他向被裁员工提供氯胺酮的争议事件，揭示出其双重镜像—既是科技巨头眼中的典范后辈，又是新生代眼中的权威化身。

过去十年美国社会呈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2016年大选期间席卷美国政坛的末世感知—左右两派皆认为现行体系濒临崩溃—早在此前数年已于硅谷萌芽。至2015年，奥特曼虽持续资助民主党候选人，并认真考虑竞选加州州长，但他向媒体透露，自己已经为文明崩溃做好准备，储备了“枪支、黄金、碘化钾、抗生素、电池、饮用水、防毒面具，以及可紧急飞抵位于加州大苏尔的庇护所。”

03. 理想与资本下的角力：OpenAI的转型迷宫

一种观点认为，科技亿万富翁群体因洞察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及其衍生的不稳定性）而提前预见危机。然而硅谷内部常以存在性风险的语言表达这种焦虑。2014年，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超级智能》出版后，对失控人工智能的恐惧达到顶峰。

据作者凯伦·霍记载，马斯克对DeepMind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产生偏执，视其为“超级反派”；同年他在麻省理工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上警告称人工智能实验如同“召唤恶魔”。

此时,奥特曼正寻求更宏大的事业。2015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他召集数百名YC门生在门多西诺县红杉林中举办年度奢华露营活动。前夜刚在《卡坦岛》桌游中击败YC团队的奥特曼，次日宣布其关注领域已从泛科技聚焦至三大可改变人类的技术：核能、流行病，以及最具深远意义的机器超级智能。

同月，奥特曼向马斯克发送邮件称：“反复思考能否阻止人类开发AI，答案几乎必然是否定的。若其终将诞生，最好由谷歌之外的先行者完成。”他提议组建AI领域的“曼哈顿计划”，通过非营利形式使技术“属于全人类”。马斯克对此回应：“值得一谈。”

最终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为该项目赋予世俗自由主义的祝福—此时已整合为OpenAI，并由边缘化马斯克后的奥特曼领导。2019年舒默秘密访问OpenAI总部时，面对播放火焰影像的电视屏幕对员工表示：“你们在做重要工作，我们尚未完全理解，但它至关重要。我了解山姆，你们掌握在可靠之人手中。”

关于人们对AI技术的看法，劳伦·霍提出将其划分为两个阵营：乐观者（boomers）与悲观者（doomers）。乐观者看好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的潜在益处，主张加速技术发展；悲观者则强调技术风险，甚至带有某种警惕偏执的倾向。

OpenAI的初始构想便带有悲观者主导的色彩—马斯克曾担忧，若谷歌为通用人工智能设定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其可能为排除竞争对手不择手段，而OpenAI的创立初衷正是为了探索技术前沿并防止其落入不良人之手。

然而到了2018年初，马斯克因资金承诺未完全兑现（计划筹集10亿美元却仅投入不到4500万美元）及内部商业化诉求等原因退出。他在退出会议上的解释充满矛盾：既称非营利模式无法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研发，认为特斯拉具备更多资源，又暗示通用人工智能的理想探索地另有他处。当一名实习生质疑其曾反对盈利机制破坏安全性的立场时，马斯克回应称 “为此耗费大量思考并深感担忧”，却又将实习生斥为 “蠢货”，凸显出理想与现实碰撞中的复杂心态。

随着OpenAI转型为包含盈利子公司（OpenAI LP）的非营利实体，其内部形成了两种观点的共存局面：一方面是以达里奥·阿莫迪为首的悲观者团队，专注于安全性研究；另一方面是以格雷格·布罗克曼为代表的乐观者文化，努力推动商业化应用。

不过，两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阿莫迪最终因坚持创始理念离职，与其妹丹妮拉创立Anthropic，却被劳伦·霍指出可能重蹈OpenAI “规模崇拜与保密文化” 的覆辙；而曾宣称 “地球将被数据中心覆盖” 的乐观主义者苏茨克维，在2023年参与策划针对奥特曼的管理层变动时，已明确站到悲观者阵营。这种转变印证了 “乐观—悲观” 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存在动态流动的认知光谱。

值得注意的是，两大阵营的深层共识在于对人工智能力量的认同—即便最激进的乐观者与最审慎的悲观者，都承认这项技术可能具备终结文明的影响力，这种共识促使双方最终聚焦于技术发展本身。人工智能安全专家海伦·托纳对中美场景的观察更揭示了地缘文化差异：中国工程师鲜少讨论技术的社会影响，而旧金山湾区的从业者却将其视为核心议题。

OpenAI的成功更多依托于现实运作而非哲学思辨：美国资本的灵活性与奥特曼的个人魅力起到关键作用。2018年，奥特曼在太阳谷会议楼梯间偶遇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成功的推销了与OpenAI的合作计划。

尽管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持疑，但纳德拉团队却热情响应，一年内该公司即宣布向OpenAI投资10亿美元（多数为Azure算力），后续追加至超百亿美元。正如劳伦·霍与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员的对话所揭示的：在中国，即便人才储备相当，也很难有团队获得如此巨额资金投入到用途与形态尚不明确的技术研发中，这一差异折射出不同生态下技术发展逻辑的深层分差。

04. 领袖祛魅：奥特曼的双面镜像与时代焦虑

在凯伦·霍的著作中，纳德拉的形象虽着墨不多，却以 “房间里成熟稳重的人” 角色悄然影响着叙事。这位微软掌舵者在OpenAI的发展轨迹中扮演着隐形却关键的角色 —— 即便在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光环下，他的务实风格与奥尔特曼（Altman）的硅谷式激情形成鲜明对照。2023年那场短暂的 “政变” 中，正是纳德拉的干预让奥尔特曼迅速复职，凸显其影响力已与 OpenAI 的核心决策深度绑定。

相较于苏茨克维（Sutskever）关于 “神经网络可能稍微有意识” 的哲学式断言，纳德拉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始终锚定于商业现实。在德瓦尔凯什·帕特尔的播客节目中，他以 “整理电子邮件” 为例，把AI定义为提升生产力的工具：“若AI能接管基础认知任务，人类自会转向更高阶的工作。” 这种将技术问题简化为 “项目架构” 而非 “哲学思辨” 的倾向，贯穿于他对AI智能体进入董事会等争议话题的回应—既不渲染反乌托邦色彩，也不沉溺于技术浪漫主义。

纳德拉与奥特曼正共同推动一场舆论转向：将公众对AI的想象从科幻叙事拉回办公场景。这既是应对行业早期 “乐观者—悲观者” 论战遗留的焦虑，也是商业逻辑的必然选择。毕竟，当苏茨克维这样的技术先锋曾释放 “AI有意识” 的信号，3年后再试图将讨论限定于 “微软团队的新功能”，难免面临认知鸿沟。

凯伦·霍的笔触深入OpenAI内部，揭示出技术发展与文化思潮的共振。2016年后科技报道苏茨克维的基调转向审慎，从《Facebook效应》（The Facebook Effect）到《粗心的人》（Careless People），从《新新事物》（The New New Thing）到《兄弟乌托邦》（Brotopia），折射出公众对科技巨头的审视从歌颂转向质疑。在这种环境中，奥特曼被指控 “不诚实与权力攫取”，其妹妹安妮·奥特曼（Annie Altman）关于性侵的指控（奥特曼否认）更被置于聚光灯下—某种程度上，这是时代对 “科技英雄” 祛魅的缩影，却也隐含着将复杂技术议题简化为人格批判的风险。

凯伦·霍的观察最终指向一个未被解决的核心命题：当AI平息了关于 “意识” 的玄学争论，却放大了关于劳动、权力与环境的现实焦虑，人类该如何在技术狂飙中锚定价值坐标？或许正如纳德拉的务实与奥特曼的商业化转型所揭示的：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面前，所有关于 “未来” 的宏大叙事，都终将沉降为日常商业逻辑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