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将至，这场选举被美媒称作首场“AI选举”：人工智能行业向选战注入的资金已破亿，仅OpenAI与Anthropic两家公司，就在纽约曼哈顿一个国会选区砸下超2300万美元展开所谓的“AI内战”。而在不到一年前，亚马逊宣布计划裁减10%的白领岗位，UPS裁掉4.8万个岗位。科技巨头市值屡创新高的另一面，是写字楼里的白领劳动者率先尝到了被技术替代的滋味。美联储的一组数据更为刺眼：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握有全美31.9%的财富，后50%的家庭仅分得2.5%。当人工智能同时挤压蓝领与白领的生存空间，它将怎样改写美国的政治版图？

本文作者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美国政党政治的演化，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催生新兴技术阶层的同时分化了工薪阶层内部的利益诉求，进而成为重构美国政治生态与两党平衡的新力量。针对当下的利益分配矛盾，两党以不同立场展开回应：共和党在放宽加速主义管制的同时，尝试推动更为积极的产业与就业政策，从而平衡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力争建构“跨阶层”的选民联盟；相较之下，民主党则与科技精英和工薪阶层渐行渐远，其政策回应缺乏连贯性和主动性，产业主张相对模糊，政治动员亦存在困难。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正接续地推动美国进入保守派主导的新政治周期。未来，人工智能对美国政治的塑造作用，将取决于技术扩散的速度、利益分配失衡的程度以及两党政策回应的实际效果。

本文原载《当代美国评论》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人工智能、工薪阶层与美国政党重组

“向南三十英里，硅谷的实验室亮着日光灯。向东三十英里，人们正艰难度日。”如此强烈的反差所折射出的是技术发展背景下美国社会的日益分化。2022年以来，大型语言模型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一轮技术变革成为重塑美国产业结构与社会利益分配的颠覆性力量。基于科技发展引发的新态势，美国共和党及其保守派政治力量已开始快速拥抱新崛起的科技精英。关于这些被冠名为“科技右翼”(tech right)的“新兴技术阶层”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重大内外政策的潜在影响也引发了广泛讨论。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美国的塑造并不仅限于持有所谓“右翼”理念的科技精英群体的作为，更包含着对美国内部普通选民结构以及两党政治生态与重组的深远影响。

在人工智能技术“狂飙”之际，美国的工薪阶层(workingclass)群体日渐成为新兴技术阶层攫取利益的“牺牲品”，潜在“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利益对立日趋严重。那么，技术变革如何影响利益分配，进而影响美国政党政治甚至是政党重组？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及逐步应用引发了哪些新的利益分配矛盾，又将如何重塑选民结构？民主共和两党各自正在以怎样的政策予以回应，又将如何影响当前美国的政党政治重组？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美国政党政治演化的逻辑与走向。

▍技术变革、利益分配与历史上的政党重组

所谓“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是指政党体系发生长期且持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选民群体的政党认同发生转移、议题优先级调整以及选举格局显著变化。长期以来，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被描述为一系列变革与重组的过程，经历过多个政党格局或体系。就其演进逻辑而言，政党重组未必存在固定规律，而是与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转型及利益分配等重大变化密切关联。

(一) 历史演变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动力织布机和水力纺纱机等技术被广泛应用，美国建国之初由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构成的“第一政党体系”逐渐瓦解。东北部地区形成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机械化工业体系，南方仍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主，西部则在“西进运动”下发展农牧业经济。技术扩散的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的地区性差异，催生了迥异的利益诉求。北部工业资本为抵御欧洲竞争，支持保护性关税、强化联邦主导的基建投资；南方种植园经济因高度依赖棉花出口及欧洲工业品进口而支持低关税与自由贸易；西部在新领土开发利用以及奴隶制等议题上态度模糊。此后，民主共和党出现分裂，导致了“第二政党体系”。由国民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反对杰克逊民主党的退党者以及反共济会党(Anti Masonic)共同组成的辉格党(Whig)成为北方工商业资本家与部分南方奴隶主妥协而成的政治联盟，其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征收保护关税。同时，杰克逊民主党成为由纽约商业集团、南方种植园主、西南部新兴植棉奴隶主、西部农场主与边疆农民及部分城市贫民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强调低关税与有限政府。杰克逊卸任后的民主党转而代表种植园奴隶主及其关联的北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逐渐开始被南方奴隶主所把持，支持偏袒奴隶主利益的政策。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以奴隶制日益成为美国政治焦点为背景，辉格党在民主党的持续挤压下节节退让，最终走向瓦解。

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铁路、电力、炼钢等技术创新显著加速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南北战争后的重建也推动南方融入全美统一市场，助力资本主义经济。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东北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确立工业资本主导地位，而南方与西部仍侧重农牧业经济，新兴工农业资产阶级逐渐壮大。进而，继承了辉格党诸多政策的共和党从由北方工商业、北部和西部农场主以及废奴主义者组成的“反奴隶制同盟”演变为主要代表东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并吸引南方获得选举权的非洲裔群体，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并以保护性关税促进工业。民主党则逐步转向代表南方和中西部资产阶级利益，强调州权，反对联邦过度干预，同时支持低关税与自由贸易，进而形成了“第三政党体系”。

其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化又加速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运输业的合并浪潮推动资本集聚，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民群体在利益分配中被边缘化，抗争运动席卷西部、中西部以及南方农业地区，催生了平民党(Populist Party)。该党吸引了大量原本支持两党的农民选民，冲击了两党在相关地区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民主党吸收了平民党保护农场主以及小城镇中下层利益等部分主张，支持降低关税、保护农业，从而扩大了其在西部和南方地区的支持。共和党则与东北部、中西部的工商业集团紧密相连，主张发展工业、抽紧银根以及实行保护关税等政策。随后以1896年总统大选为节点，美国进入了“第四政党体系”。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力网络快速扩张，汽车迅速普及，制造业迎来机械化浪潮，标志着美国进入工业化与大众消费社会并行发展的“咆哮年代”。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结构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共和党的自由放任路线难以应对危机，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当选总统后提出突出政府干预的“新政”(New Deal)纲领以恢复经济秩序，导致拥护改良主义路线的部分资本家集团、中小资产阶级、下层劳工群体及部分原本具有共和党倾向的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共同聚集到民主党旗下，形成“新政联盟”。不满于“新政”并奉行保守主义路线的垄断资本家转而支持共和党，由此开启“第五政党体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迎来了以电子、信息、航天以及核能为新技术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技术驱动下的大规模生产渐衰，美国陷入高通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脑力工作者尤其是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部门的白领劳动者一度成为技术变革的主要受益群体，传统制造业的蓝领劳动者则开始面临更大压力。为了获得蓝领中下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关键支持，里根及其共和党政府推动以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这些政策令共和党在中西部地区所谓“铁锈地带”关键州重获支持。随后，民主党人克林顿执政时期推动“新民主党”(New Democrats)路线，强调发展经济、控制政府支出、提供所谓“就业福利”，意在维持非洲裔等少数族裔支持的同时，重新吸引部分蓝领中下层尤其是白人选民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在经历1994年至2004年生产率与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后，美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新设企业数量减少，传统工作岗位消失，总体上不利于中下层劳工群体。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等民主党人通过强化政府监管、扩大社会福利尤其是推进医疗改革等政策，试图吸纳更多少数族裔、城市中产阶层以及部分蓝领劳动者的支持。共和党内部一度涌现出以“茶党”为代表的保守派新势力，呼吁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削减政府开支并维护传统价值，阻止了自由主义的快速回潮与保守主义的可能溃散。到2016年，“奥巴马联盟”松动，相当规模的蓝领群体特别是白人选民转而支持特朗普所倡导的“本土主义”政治议程。其结果是共和党再次复制了里根时期对于中西部所谓“铁锈地带”关键州的控制，而共和党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大选的败北以及在2024年的回归，也都取决于蓝领群体和“铁锈地带”关键州的归属变化。

(二) 内在逻辑

从上述历程看，历次技术变革不仅改变了美国既有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也塑造了新的利益分配、催生了新的政治诉求。这些新的诉求通常通过关键选举前后两党的政治与政策调整得到回应，从而推动政党重组。

第一，技术变革塑造新的产业结构与利益分配。作为关键的外生冲击，技术变革通过创造新生产要素，系统性地改造技术、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生产体系。技术红利的扩散一般具有“技能偏向”，即偏向掌握先进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群体、产业与地区。相比之下，低技能劳动者、旧产业领域和技术扩散的边缘地区往往承担更高失业率、收入下滑乃至发展滞后等转型成本，由此形成新的分配格局。

第二，新的利益分配塑造政党的选民结构。技术变革改变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必然改变其对税收、福利以及政府角色等议题的政治态度，进而导致其政党倾向的改变。对于相对受益群体而言，相对优势将强化其维护既得利益、进一步扩大收益的政治意愿。对于相对受损群体而言，当既有制度或政策无法及时通过再分配缓解“不平等”时，经济“挫败感”或促使其转而选择支持其他政党来实现利益诉求。

第三，政党政治在回应新利益分配的同时实现重组。面对利益分配和选民选择的变化，民主共和两党通过重塑各自的政治和政策议程来回应其核心选民的利益诉求。这些回应不仅将塑造社会资源的流向，也将在制度层面固化相关群体在新利益分配中的政党归属。随着制度化的政策不断反哺两党各自的选民基础，新的利益分配和选民结构将进一步被巩固，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两党政治也将相应完成重组并进入新的政治周期。

▍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利益分配与诉求变化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目前虽尚未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但其技术能力仍以“锯齿状”参差的态势加速提升，甚至正以快于以往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速度实现大规模扩散。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现行经济体系的冲击，已被认为或将达到工业革命的量级，甚至可能超越工业革命的历史影响。在此背景下，新一轮技术变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塑造美国新的产业结构与新的利益分配，并对美国政党政治产生新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发展与广泛应用显然仍处于未完成态，其最终如何影响选民的利益与诉求、进而又如何影响美国政党政治仍存在极大的观察与讨论空间。

(一) 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利益分配

正如乔·拜登在其告别演说中所言，如今的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极端财富、权力和影响力高度集中的寡头政治集团，切实威胁着民主制度、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人们公平向上发展的机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正在加速美国生产结构的深度更迭，继而深刻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助长寡头与失衡的出现。

1. 新兴技术阶层的崛起

人工智能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正在将资本所有者获得更多收益的“资本偏向”趋势推向极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巩固美国科技巨头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快速催生出立身于这些技术的新兴技术阶层。

与以往大多数技术进步尚可不同程度上为社会带来普惠红利相区别，人工智能以更快的速度聚集起更为巨量的财富，并更为集中地流向掌握关键技术资源的极少数群体。其原因是，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具有集中化特征，率先占据技术、资本和用户优势的少数企业更易扩大规模并巩固市场地位。与此同时，少数科技巨头掌握甚至垄断了高端技术人才、海量训练数据以及强大算力资源等关键要素，进一步抬高了市场进入门槛，导致大多数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手中。

与此同时，新兴技术阶层对利益分配的冲击，不仅体现为该阶层财富的扩张与集中，更体现为其对完全独立于主流之外的全新的企业模式与组织方式的刻意塑造，以及对市场的支配权力与垄断地位。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渗透进美国的各个生产领域与环节，包括传统制造业、专业服务业乃至传统科技企业在内的非数字经济主体也不得不依赖新兴技术阶层所提供的技术体系支持。基于此，美国的传统精英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逐渐沦为新兴技术阶层附庸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美国财富分配的分化必然愈加明显且严峻。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美31.9%的财富，后50%的家庭却只拥有2.5%的财富。这是美联储自1989年开始追踪家庭财富以来最极端的情形。由此可见，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资本意义上催生出新的占据支配性地位、更为封闭的技术阶层，其在技术资本与个人财富高度耦合下所实现的财富集中程度在美国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并被空前强化。

2. 工薪阶层所面对的差异化冲击

这里的工薪阶层广泛地包括蓝领劳动者与白领劳动者。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表现看，人工智能正在对美国的工薪阶层产生着差异化的冲击。美国劳工统计局于2026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与2024年各行业年均失业率相比，2026年3月的平均失业率均有所变化：生产、运输与物料搬运等相关蓝领行业下降0.4%；销售与文员等相关白领岗位均上升0.4%，管理与专业服务等相关白领岗位则上升0.2%。由此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突破了前文提及的、在传统技术发展中展现的所谓“技能偏向”：体力劳动、低薪服务等蓝领岗位目前受影响仍相对较小，部分掌握中高专业技能的白领岗位却面临更高的“被替代”风险。

一方面，目前人工智能对以低技能、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群体的替代仍相对有限。受到硬件约束，当前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系统在灵活性与精细操作等具身化技术方面仍有局限，难以复制复杂体力劳动。在短期内，园丁、厨师等体力劳动以及摩托车修理工、救生员等高度依赖人力操作的低技能岗位仍具有一定不可替代性。2022年至2023年间，美国制造业和建筑业对体力劳动的蓝领群体的年招聘需求已达到新净增就业数量的二十倍以上。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正在通过“复归效应”(reinstatement effect)在短期内催生出更多对蓝领的需求。随着美国加大对人工智能基建的投资，更多蓝领工人将被雇用于建设并维护算力中心、电网系统以及数据网络等硬件设施。例如，谷歌已与美国能源部合作推进电网改造项目，预计到2030年将为宾夕法尼亚州增加64%的电工技术岗位。2025年7月公布的一项研究也凸显了当前蓝领岗位的地位：为避免学贷负担和防止被人工智能替代，当前美国“Z世代”中有42%的人正从事或希望从事蓝领工作或技术工种。

另一方面，目前人工智能对以知识型任务为主的白领群体的冲击已更为明显。至少在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美国社会中面临失业风险最大的是白领群体。经济学家以往认为人工智能将令蓝领就业遭受重创，但现在看来，内容创作者、设计师、分析师、计算机程序员和其他办公室人员似乎最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初期的“牺牲品”。这种人工智能对白领工作岗位的可能替代已直接表现为部分美国大型企业针对白领劳动者的“裁员潮”。出于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实现降本增效、精简规模等考虑，2025年10月初，亚马逊公司(Amazon)曾宣布计划裁减高达10%的白领岗位。同期，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UPS)也曾披露已裁减约1.4万个管理岗位与3.4万个运营岗位。此外，里维安电动汽车(Rivian Automotive)、博思艾伦咨询(Booz Allen Hamilton)等多家公司的白领员工也被报道因人工智能应用而面临岗位压缩甚至被解雇风险。可以说，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生成、数据处理及信息检索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未来必然将有更多相关白领岗位逐步被人工智能替代。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曾在2025年发出警示，预测在未来一至五年内入门级白领工作岗位将减半，白领失业率或达10%~20%。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市场中劳动份额的下降在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之前就已显现，但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创新无疑强化且加速了该趋势，催生了全新“资本偏向”与“技能偏向”的利益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内部采用新技术的群体，与不采用同类技术或者缺乏相应手段开发或获得技术的某些应用的群体之间必然出现新的分化。由此，人工智能不仅加速扩大着美国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差距，也加速塑造着不同劳动群体之间的新利益关系，从而进一步加剧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二) 新的利益分配催生新的诉求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胜出预示着保守派主导的新政治周期的开始。2024年特朗普的回归则验证了这一判断，民主共和两党的精英立场与选民结构都明显呈现出“部落化”特征。然而，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受到冲击较大的白领群体涉及民主党的部分核心选民基础，其利益诉求也随之发生新转变。

1. 新兴技术阶层的诉求

在技术红利不断集中的背景下，已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新兴技术阶层不满足于追求商业利益，进一步展现出塑造政治制度的强烈意图。随着资本与权力的联系日益紧密，新兴技术阶层正通过资本渗透、政策游说以及舆论操控等手段，利用保守派力量对美国政治权力的控制，实现其关于“让技术重新服务国家，让工程思维进入政府，让国家安全、工业能力与人工智能成为美国国家核心议题”的技术愿景。

在经济利益层面，新兴技术阶层信奉技术加速主义，其核心诉求体现为技术至上、去监管化以及精简政府等。同时，新兴技术阶层还倡导“技术主权”优先，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通过出口管制、重组供应链等政策保护关键技术。也正是因此，其与主张小政府、低税收以及放松监管的共和党阵营逐步接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到2016年之前的一段时间中，作为“自由主义堡垒”的传统科技精英与民主党之间曾存在某种联盟：民主党倾向于为科技发展提供政策扶持、减负等支持，在企业收购等监管上也相对宽松，并倡导技术创新与创业文化；科技精英则在价值观议题上与民主党的主张更为接近，且给民主党阵营提供了更多捐款。然而，随着科技巨头日益膨胀的影响力显露出负面效应、进步主义者试图以数字市场监管为契机重塑美国反垄断体系，以及数字时代维系国家安全与霸权等现实需求，拜登政府时期加强了反垄断、科技税收、人工智能监管以及支持劳工组织等一系列政策，导致了科技资本特别是新兴技术阶层对民主党的加速疏离。在经济增长放缓与政策收紧的环境下，新兴技术阶层对高税收、强监管与再分配政策的支持意愿持续下降，转而逐步向强调减税、去监管及秉持技术自由主义政策取向的共和党阵营靠拢，表现为对特朗普再次执政的支持以及与共和党政府保持密切互动。

在价值观层面，新兴技术阶层显现出某种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保守倾向。不同于过去价值观偏向进步主义的传统科技精英，当前部分新兴技术阶层尤其是科技右翼群体表现出对“政治正确”等政治话语的强烈排斥，反而崇尚所谓“精英主义”“白人至上”等保守理念。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公开抨击所谓“觉醒文化”为“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则将“美国的遗憾现状”荒诞地归咎于福利受益者的激增与女性选民队伍的不断壮大，展现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极端不满。在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所谓“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等极右翼思潮的影响下，部分新兴技术阶层群体甚至开始质疑美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主张“解构行政国家”并将技术视为终极工具，如马斯克曾称“政府不过是最大的公司”。可以说，价值观上特有的保守倾向折射出部分科技精英新贵与进步主义政治联盟之间的深度决裂，并推动其加速在现实中逐渐向共和党靠拢。

2. 工薪阶层的新诉求

相对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工薪阶层并非简单地“支持”或“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围绕难以阻挡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变化提出了更为现实的利益诉求。

相比于白领群体，尚未从全球化冲击中恢复的蓝领群体虽然仍然担心未来“被替代”的潜在风险，但当前至少还暂时更为关心人工智能发展初期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产业与就业诉求出发，蓝领群体务实地倾向于渴望抓住人工智能驱动下制造业复兴的机遇。由于人工智能所需的基建扩张被视为“不可避免”，蓝领群体当下更倾向于在此进程中尽可能谋求就业机会与实际收益。从生活成本诉求出发，蓝领群体需要解决生存困境。如今美国日渐突出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问题的确构成了蓝领群体的重要关切。高能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迁入虽然暂时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也导致当地电力与能源需求以及成本的提升。例如，由于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里兰互联电网(Pennsylvania-NewJersey-MarylandInterconnection，PJM)覆盖地区的用户每年都将多支付93亿美元。显著被推高的生活与生产成本对蓝领群体而言同样也是一种挑战，从而给其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带来了一定的矛盾性。

与蓝领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白领群体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中最先受到影响、面临着艰难转型。从产业与就业诉求出发，白领群体，尤其是入门级白领，更为关注就业安全与职业转型，需要应对“被替代”风险。不同于以往技术变革导致对体力劳动需求的下降，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重心是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较高技能的白领群体。而这些知识型的白领群体既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跨界转型，也不情愿向下流动，因而更倾向于将人工智能视为威胁而非挑战，即前所未有的“被替代”压力成为其核心关切。从生活成本诉求出发，白领群体迫切需要福利保障以及在再分配等方面的更多政策倾斜。美国当前的“可负担性”问题也同步导致白领群体的经济境遇雪上加霜。尤其在大城市与科技产业集聚地区，住房价格与生活成本的快速上升挤压着白领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面对在人工智能时代日益成为“失意者”的现实，白领群体内部的民粹主义乃至排外倾向也在持续累积，原本在身份政治或移民等政策上的多元文化立场加速松动。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的工薪阶层内部虽处境各异，但普遍担忧技术收益不会惠及自身。蓝领和白领的利益诉求呈现出一定共性，即在“被替代”的当前或长远压力下期待积极的就业政策、强有力的福利政策以及再分配手段为其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两党的回应与重组

如果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动员促使共和党与保守派民粹主义选民结盟，而民主党则愈发展现为以多元文化与身份政治为核心理念的政治联盟。那么，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正在某种程度上重构着这一态势。

(一) 共和党的认知与回应

作为保守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载体，共和党试图以经济民粹主义、价值观保守主义的政策路线保持对新兴技术阶层以及蓝领群体等工薪阶层的吸引。对于共和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是赋能本土制造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更是重塑并巩固政治联盟的绝佳契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共和党人最初对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所持的悲观情绪已有所平复，“担忧而非兴奋”者的比例自2023年的59%降至2025年的50%，已与民主党或其他群体基本无异。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人迅速察觉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其既有选民基础的潜在影响，尤其是新兴技术阶层与工薪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需要调和。基于该认知，共和党在政策回应上更为积极主动。

经济议题仍是共和党最具吸引力的政策领域。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总体上倾向于技术加速主义与放松管制，这极大利好新兴技术阶层。2025年1月，特朗普再任伊始就发布了题为《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导地位的障碍》的行政令，要求修订或废除阻碍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法规，尤其是拜登政府时期所强化的监管。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又发布了《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文件，确立“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在国际人工智能外交与安全领域确保领先”三大支柱，要求将联邦资金拨款与各州的监管宽松度挂钩。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6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题为《促进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Promoting Advanc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and Security)的行政令，以“落实‘美国优先’网络战略，提升其全球人工智能领先地位”为名，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发布新模型前自愿配合政府安全测试，并明确该行政令“不可被解释为强制执行”。虽然被认为相较于此前被推迟公布版本的监管力度已被弱化，但该行政令还是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放任态度已在变化，也已逐渐将“监管”纳入治理考量。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动更为积极的产业与就业政策，尝试平衡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稳固某种程度的“跨阶层”联盟。从产业政策看，共和党持续强调“美国优先”、力图通过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复兴。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所有进口芯片与半导体产品征收100%的关税，同时对已在或已承诺在美国生产的公司实施豁免。此前，在特朗普施压下，美国科技巨头已加速推进投资回流。例如，苹果公司宣布将投资千亿美元在美国本土建立完整芯片供应链；英伟达选址得克萨斯州，建造首个完全由美国本土制造的“超级计算机”；“德州仪器公司”也承诺在本土生产半导体。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将技术发展与国家竞争、产业复兴与劳动者利益相结合的政策叙事，不但满足了新兴技术阶层的创新诉求，也回应了蓝领群体的产业回流期待。从就业政策看，共和党奉行所谓“美国劳工优先”(American Workers First)的原则，试图稳固基本盘。在话语层面，共和党强调技术“重塑”而非“摧毁”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蓝领希望从人工智能驱动的制造业复兴中获利的需求。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曾公开表示，“所有自动化机械都需要维修……需要技术人员来维修。这是一门……绝佳职业”，显然是在试图重建劳动者对就业市场的信心与预期。从民调看，无论是所谓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派(24%)还是非MAGA派(16%)的共和党选民都比美国普通民众(14%)更倾向于认为人工智能创造而非消除了更多就业。此外，一些共和党人还正在努力鼓吹特定论调以吸引白领群体的关注，即强调人工智能推动的基建和能源需求增长必然会带动蓝领就业，进而促进白领就业。在执行层面，共和党在《赢得竞赛》、《美国人才战略：为黄金时代赋能美国劳工》(America's Talent Strategy： Building the Workforce for the Golden Age)等多项政府文件中均提及，政府将推进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发展项目，持续评估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在各州试点新机制以快速培训劳动力，从而帮助蓝领群体等工薪阶层尽快转型并实现新发展。考虑到技术变革的负面溢出对共和党选民基础的潜在影响，特朗普政府甚至在其2026年3月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立法框架》(A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文件中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确保社区免受有害影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营成本不得加剧普通民众承担的电费成本”等要求。由此可见，共和党力求在技术效率与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通过安抚特定群体的“被替代”恐慌，弥合新兴技术阶层与工薪阶层之间的利益裂痕，从而展现出更强的包容力和吸引力。

同时，共和党所持有的保守派价值观及其在相关政策议程上的反应也迎合了当前关键选民群体的特定诉求。除了新兴技术阶层已呈现出保守趋势外，共和党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本土主义倾向及其政策议程也契合了工薪阶层群体在经济全球化与人工智能双重冲击下对于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极度焦虑。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来，持续收紧的移民政策就是典型例证，这显然会让蓝领群体甚至是某些面对“被替代”压力的白领群体得到“安全感”。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兴技术阶层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初期曾在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一度声称将扩大对高技能人才的引进。这种表态很快招致工薪阶层以及MAGA派等力量的强烈不满。为了稳住蓝领群体特别是中下层选民，特朗普最终还是在2025年9月签署了题为《限制特定非移民工人入境》(Restriction on Entry of Certain Non-immigrant Workers)的行政令，以提高H-1B签证申请门槛、征收高额附加费等手段收紧外籍劳工入境，以此再次确认对本土劳工的保护。如此“及时止损”的政策调整也充分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及其共和党阵营正努力在新兴技术阶层与蓝领等工薪阶层群体之间保持微妙平衡，试图更多吸纳这些关键力量。

此外，面对人工智能导致的深度伪造、算法对传统价值观的威胁等涉及技术安全乃至社会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共和党也延续了严厉执法、维持社会道德秩序的一贯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特定群体的诉求。例如，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只采购符合“追求真理”和“意识形态中立”原则的大型语言模型，并将相关要求写入政府采购合同，借此限制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多元倾向和所谓“觉醒”内容。如此回击多元文化主义及作为传统社会价值观捍卫者的政治底色，不但让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兴技术阶层达成了某种政治秩序层面的共识，还安抚了工薪阶层对技术失控与社会失序的普遍焦虑。

(二) 民主党的认知与回应

作为由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通过政策协调而形成的利益联盟，民主党长期面临着利益协调与互相妥协的内部张力。因此，在人工智能影响之下，特别是在某些科技精英展现出的转向共和党倾向、作为核心支持者的白领群体的持续不满时，民主党似乎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全新挑战。相比于共和党针对人工智能所致冲击相对及时且有效的回应，民主党对人工智能及其影响的认知相对滞后且更为复杂。出于拉拢传统科技精英群体的考虑，民主党人曾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强调技术发展，一度主张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但随着技术变革驱动的利益分配失衡加速显现，民主党人逐渐意识到不加限制的技术扩张将成为动摇其既有政治联盟尤其是导致白领选民群体流失的隐患，进而不得不重新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对其选民基础的消极影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与共和党人正逐渐平复其悲观情绪不同，民主党人反而是失去了乐观情绪，对人工智能“担忧而非兴奋”者已从2023年的46%上升至2025年的51%。基于这种“后知后觉”的认知，即便民主党察觉到人工智能议题对其可能造成的普遍冲击，其政策回应也缺乏连贯性和主动性。

民主党在通过经济与公共政策争取工薪阶层的过程中已开始面临较大挑战。一方面，民主党的经济尤其是产业政策目前看仍相对模糊。长期以来，民主党习惯于沿用激发群体对立的话语来取代具体政策宣示，通过攻击共和党“虚假关心劳工群体”或“勾结亿万富翁”来争取中下层选民。然而，蓝领尤其是蓝领白人选民早已日益排斥这种标签化修辞，反而认为民主党对身份政治的沉溺远超对实质性经济问题的关注。处于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转型的阵痛期，某些民主党人也曾尝试提出初步方案以吸引选民。例如，国会众议员罗·卡纳(Ro Khanna)与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共同呼吁构建“堪比罗斯福新政的宏伟计划”，提出通过所谓“全新社会契约”来解决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失衡问题。然而，与共和党较为直接且明确的产业政策相比，民主党尚未能为白领群体等相对利益受损方提供清晰的解决方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相关群体的切实关切；特别在面对当前令共和党饱受诟病的“可负担性”问题时，民主党阵营虽然试图将人工智能因素纳入考虑，但其政策回应仍较多停留在议题包装和局部补救层面。2026年2月的民调数据证实了选民对此类“治标不治本”做法的普遍质疑：认为特朗普(32%)和民主党人(31%)能够有效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美国民众比例大致相同。

另一方面，民主党在国内公共政策议题上的政治动员存在较大压力。在人工智能监管议题上，目前的民主党未能将公众要求强化监管的诉求转化为自身的政治优势。皮尤研究中心于2025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58%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力度不够，而非“监管过度”；而2026年5月初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46%的美国民众认为即便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速度方面落后于中国，也要确保该技术的安全和有效监管。这一态势本应是民主党扩大选民基础的绝佳契机。然而，民主党阵营最具显示度的举措建议却是来自以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的“过度”监管计划，即主张保障各州地方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权、暂停新建任何数据中心，甚至限制科技企业扩张以规避对能源与环境的影响。这些颇有“因噎废食”之感的监管策略也招致了美国公众的忧虑乃至不满：67%的美国受访者担心由各州拼凑的监管体系将弱化美国国家竞争力，69%的受访者则担忧因各州地方的监管能力不足而难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这种在选民群体中存在的信任赤字削弱了民主党政策的感召力。过度甚至过激的政策主张不但进一步撕裂了民主党与科技精英之间的纽带，而且也加速了蓝领等工薪阶层的共和党转向。

同时，民主党所持有的自由派价值观及其在相关政策议程上的反应使其直面人工智能时代新挑战的冲击。民主党自由派理念下的相对开放包容的移民政策，或将进一步导致其工薪阶层支持者的流失。为维持美国“作为世界创新之都与研究中心的地位”，民主党主张改革签证制度以保障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尤其鼓励简化签证流程来吸引新兴技术领域的人才。这种“精英导向”的移民政策直接弱化了对本土劳工群体的保障，难以有效回应本土选民关于“就业安全”的利益诉求。此外，考虑到民主党的平权立场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议程，其坚持确保少数族裔以及边缘群体在人工智能维度免受算法歧视。从结果看，该倾向导致“刻意校准”价值观立场的出现，如2024年谷歌“双子座”(Gemini)模型曾一度错误地将美国开国元勋以及十九世纪美国国会参议员等生成具有少数族裔面孔特征的人像。这被视为民主党阵营纵容人工智能“不接受白人的存在”、有意压制科技公司中保守派意识形态的典型案例。此类争议进一步强化了包括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在内的部分保守派对于技术领域多元价值观偏向的不满，从而刺激其展现出更多捍卫传统价值观的动机。

(三) 政党政治的持续重组

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利益分配以及相关群体的诉求变化，民主共和两党基于不同认知而做出不同回应，并持续塑造着两党各自的选民结构，推动着两党政治重组。共和党将保守派价值观与技术竞争、产业复兴相结合，不但吸引了新兴技术阶层，而且持续稳固着作为民粹主义基本盘的关键蓝领群体，同时不排除吸纳某些其他工薪阶层的可能性。民主党则继续困于内部不同利益诉求的冲突，在经济议题中的迷茫、价值观议题中的徘徊使其更易陷入“多头落空”的境遇；科技精英、蓝领及白领等工薪阶层群体似乎正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对民主党的疏离。

正如前文所言，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仍在持续推进，并且已开始塑造不同阶层选民的利益诉求。不过，就目前而言，这种塑造虽然尚未清晰地转化为明确而持久的选民政党倾向变化，但至少由于新的利益分化而延续乃至放大了原有政党分歧。因而，人工智能对美国政党重组的影响目前更多仍体现为延续性。对比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工薪阶层在2016年大选前后有34.6%支持民主党、26.1%支持共和党，在2020年大选前后支持民主党者微幅降至33.5%、支持共和党者则明显升至31.6%。到2024年大选前后，这两个数字则分别继续微降和显升为32.4%和36.8%。选民结构的如此变化，总体上是2016年大选特朗普当选所开启的政党重组的延伸与接续。只是彼时的经济全球化叠加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共同催生并强化了其互塑或互构效果，即工薪阶层群体逐渐放弃民主党阵营、转向共和党阵营的趋势。当前，这种影响也正从蓝领群体不断波及某些白领群体。于是，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白领和蓝领群体之间罕见的“阶层团结”。从这个角度讲，人工智能技术至少在目前接续地成为推动当前美国政党政治重组并进入保守派主导政治周期的新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被替代”焦虑范围有限且相对可控、至少可调节的话，那么如今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被替代”焦虑毫无疑问范围更大，且几乎打破所有以往基于教育程度、专业技能乃至认知能力的职业身份或社会分工的边界。目前看，对于由不同利益群体协调而成的民主党而言，这种更加难以调和的矛盾或解决的冲击或将诱发不同群体之间的更大裂隙，进而为其维持既有选民结构带来更大挑战，甚至更易导致危机。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共和党内部新兴技术阶层与蓝领等工薪阶层之间的张力乃至矛盾犹存。换言之，人工智能对美国政党重组的助推作用，至少如今已在两党所代表的处于利益分化中不同位置的群体及其政策立场的变化过程中初露端倪。而这种力量最终将在多大程度上重塑美国政党选民基础，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扩散的速度、利益分配失衡的程度以及两党未来政策回应的效果。

▍结语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或许会将美国推向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美国科技精英特别是那些新兴技术阶层在技术与资本的加持下肆无忌惮地席卷财富，而普通工薪阶层只能在技术资本与利益重组的漩涡里被动承受风险。

从2016年以来的初步态势看，共和党正逐步将工薪阶层对经济全球化乃至技术变革的普遍不安转化为对其保守意识形态的共鸣，至少目前构建了其与新兴技术阶层的纽带，同时延续性地巩固了民粹主义选民作为其忠实拥趸的身份。相比而言，民主党却似乎迷失在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中。面对工薪阶层基本盘的日益萎缩，民主党表现出某种“对政治中看似过时的现象毫无对策，甚至毫无感知”的无力与沉默。如果说当前共和党在技术变革浪潮中暂时站在风口并得以顺势而为的话，那么民主党显然需要拿出一系列全新的政党路线以及更为具体的政策新方案，以回应那些在技术变革浪潮中被遗忘甚至可能“被替代”的群体的期待。

长期而言，鉴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美国在追求全球竞争优势与维持霸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其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凸显，两党政治也将面临更为艰难的利益权衡。随着人工智能在技术发展与广泛应用意义上的日臻成熟，其对利益分配的真正影响必然更清晰、更充分地得以显现，其政治后果也将更具可观察性与判断性；美国既有的政治平衡也将随之变得更加不稳定，目前仍然难言两党谁将笑到最后。在这场技术与政治的博弈中，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美国旧有的政党平衡正在被松动甚至被打破，更新的政治秩序即将可能以前所未见的面貌出现。

编辑 | 王尧池

标题&荐文 | M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