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级服务的增长逻辑非常朴素。
我们习惯了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廉价的工程师红利,让我们能以极低的成本开发功能复杂的软件;另一条腿是廉价的销售与实施红利,支撑起庞大的地面部队去填平市场的沟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线性增长模型行之有效,只要招更多的人,就能签更多的单,获得更高的增长。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薪资水平的攀升,这两大红利正在迅速消退。
如今,维持一支千人规模的直销铁军,成本已高到让企业难以承受;而客户在被互联网深度教育后,对软件体验的挑剔程度也呈指数级上升,单纯靠堆人力做交付的模式,边际效益几近归零。
传统的 To B 商业模式正面临结构性失效,企业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继续依赖人海战术,增长将无从谈起。
正是这种压力,催生了商业物种的代际更替。
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 To B 发展史上的三个切片,试图厘清这场进化的脉络。
1.0 时代,以用友、广联达为代表的资源型企业,利用渠道和行业壁垒完成了早期的跑马圈地;
2.0 时代,以纷享销客、北森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试图用资本的力量加速 SaaS 化的进程。
而在探讨 3.0 时代时,我们特意选取了 HeyGen 和 Manus 作为样本。
尽管 HeyGen 和 Manus 在法律实体和市场归属上呈现出全球化特征,但其核心团队与技术基因依然源自中国技术社区。我们认为,它们恰恰代表了中国 To B 创业者的最新进化方向,即跳出内卷的存量市场,利用中国极致的工程师效率去服务全球,并用 AI 彻底重构人力的交付逻辑。
三代企业的更迭是一场从辅助人到替代人的底层重构,谁能率先跑通这条新路径,谁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定义者。
二十年前To B行业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充满尘土与汗水的年代,也是中国企业级服务最原始、却最有效的商业模型诞生的时刻。
在云计算尚未普及、移动互联网连影子都看不到的 1.0 时代,中国 To B 市场是一片广袤而荒芜的处女地。
那时的企业老板并不关心所谓的赋能或员工体验,他们购买软件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为了管控。为了管住钱(财务),为了管住料(进销存),为了管住人。
在这个需求下,诞生了以用友网络和广联达为代表的初代王者。他们用一种近乎军事化的组织方式,完成了中国市场的第一次圈地运动。
用友网络:把软件做成一种制度
回看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用友从南到北横扫市场,根本是抓住了会计电算化普及这一巨大的非市场红利。
那时候的用友,卖的不仅是财务软件,也是一套标准的会计制度。对于当时刚刚脱离手工记账的中国企业来说,买了用友,就等于买了合规。
为了把这套标准推行下去,用友建立了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的分销体系。他们在全国各个省市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发展了数以千计的渠道代理商。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陆军部队”。
面对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参差不齐的企业信息化水平,用友采用人海战术,简单粗暴却极其有效。软件界面复杂?派实施顾问去现场;客户不会用?派培训讲师去驻场。
在那个工程师和销售人员工资只有几千块的年代,这种“重人肉服务”的模式不仅可行,而且利润丰厚。用友用无数基层员工的双脚,跑出了中国 ERP 的版图。
广联达:垂直领域的绝对统治
如果说用友是在广度上铺了一张网,广联达则是在深度上砌了一堵墙。
在建筑造价这个极其垂直的领域,广联达做了一件极具战略眼光的事,它将软件与国家工程造价标准深度绑定,甚至与造价员的职业资格认证挂钩。
对于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广联达超越了工具角色,成为他们谋生的饭碗。如果不使用广联达,你甚至无法生成符合招投标要求的电子标书。
这种策略让广联达拥有了令所有 SaaS 公司羡慕的行业定价权。在 1.0 时代,它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因为它不仅占据了市场,还占据了规则的定义权。
复盘这两家企业的成功,我们发现 1.0 时代的商业模型之所以成立,核心在于巧妙利用了当时的人力成本杠杆。
那个时代的赢家,无一例外都拥有极强的地面渗透能力。软件本身的代码质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能把光盘送到县级市工业园老板的办公桌上。渠道网络的密度,直接决定了营收的规模。
在软件交付领域,出现了一种颇为有趣的价格倒挂现象:软件本身定价昂贵,而负责交付的人却相对廉价。一套企业管理软件的售价动辄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然而负责实施交付的顾问,月薪可能只有三千元左右。
这种巨大的价差,覆盖了重实施带来的高昂时间成本。企业可以用极其厚重的服务去弥补产品的易用性缺陷。只要能把项目交付掉,哪怕堆进去十个人月,这笔生意的利润依然是可观的。
今天,很多创业者依然试图模仿 1.0 时代的打法,试图建立庞大的地推团队,做重度定制化交付,却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
原因在于环境彻底变了。
首先是获客成本(CAC)的飙升。如今要养活一支具备同等战斗力的销售铁军,成本是二十年前的十倍以上。昂贵的人力成本迅速吞噬了利润,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其次是客户心智的觉醒。被互联网教育过的新一代管理者和员工,不再愿意忍受那种反人性的复杂软件。他们拒绝为了管控而牺牲效率,他们要求软件像微信一样好用。
当客户不再为难用的软件买单,当实施人员的工资不再廉价,1.0 时代的陆军模式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那场依靠堆人获得的胜利,终究成为了历史。
2015年前后,那是中国To B行业被资本与市场广泛关注的元年,也是梦想最炽热、泡沫最丰富的年代。
当大洋彼岸的 Salesforce 市值突破千亿美金,中国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同时看到了一座灯塔。他们相信,只要把美国的 SaaS 模式复制到中国,用互联网的方式重做一遍企业软件,就能诞生下一个千亿巨头。
如果说 1.0 时代是靠双脚丈量市场的陆军,那么 2.0 时代则是靠美元基金和流量思维轰炸市场的空军。
这一代创业者大多是精英极客或互联网背景,他们厌恶笨重的本地部署,推崇云端订阅;厌恶酒桌文化,推崇产品驱动。他们试图用资本去换取时间,用标准化的产品去换取规模化的效率。
然而,这注定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碰撞的苦涩探索。
纷享销客:关于速度的实验
在 SaaS 圈的历史上,纷享销客早期的融资大战注定会被反复提及。
那是 2.0 时代最激进的一次尝试,他们试图用高举高打、烧钱补贴和铺天盖地的广告,这种 To C 互联网的打法来催熟慢热的 To B 市场。
当时的逻辑无懈可击,只要获客速度够快,只要连接的企业够多,就能形成网络效应,从而赢家通吃。
而企业决策是理性的,老板不会因为看了地铁广告就轻易更换核心管理系统。更致命的是,通过烧钱换来的中小客户,死亡率极高,续费率极低。
纷享销客的发展历程,堪称一部中国SaaS行业的避坑指南。
从最初定位连接型CRM,到后来转型为PaaS平台,纷享销客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想留住真正具备付费能力的中大客户,仅靠标准化的轻量级SaaS产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轻”产品做“重”,借助PaaS平台的灵活性与扩展性,才能满足中国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
这是一次痛苦的蜕变,它证明了在中国,试图绕过定制化泥潭去追求纯粹的标准化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北森:用全家桶筑起护城河
与纷享销客的断臂求生不同,北森选择了一体化路径。
在 HR SaaS 领域,单一模块(比如只做招聘或只做考勤)的门槛很低,客户极其容易流失。
为了解决留存问题,北森硬是把 HR 领域从招聘、测评、人事管理到薪酬绩效的所有模块全部做了一遍,做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家桶。
这个策略成功了,北森成了中国 SaaS 第一股,建立了极高的竞争壁垒。但代价也是巨大的。
为了支撑这个庞大的一体化系统,北森需要维持一支规模惊人的研发团队和客户成功团队。这种把产品做重的战略,虽然守住了客户,但也极大地推高了交付成本。它让 SaaS 本应具备的轻盈高毛利特性,在中国变成了一门苦哈哈的重生意。
站在今天回望 2.0 时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了资本的加持,有了云技术的便利,中国依然没有长出自己的 Salesforce?
核心矛盾在于供需错位,即高昂的研发成本碰上了低廉的付费意愿。
2.0 时代的创业者,核心卖点是提高效率。他们告诉客户,用我的软件,你的员工能少填两张表,流程能快十分钟。
但在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老板并不愿意为效率买单,他们只愿意为生意买单。如果你的软件能带来客流(比如早期的微盟、有赞),老板掏钱毫不手软;但如果仅仅是内部管理提效,付费意愿就会断崖式下跌。
这种错位导致 SaaS 企业不得不投入巨资研发产品,却只能收到微薄的订阅费。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增长模型的失效。
美股优秀的 SaaS 公司,随着规模扩大,边际成本会迅速降低。但在中国,SaaS 公司往往陷入了一个线性增长陷阱:
Neuters
为了做大 ARR(年度经常性收入),必须招更多的销售;
为了交付复杂的客户需求,必须招更多的实施;
为了防止客户流失,必须招更多的客户成功经理。
结果就是,营收涨了,人也涨了。你会发现,很多SaaS 公司的人均产值竟然长期徘徊在 40万~60 万人民币之间,这甚至不如一些传统的咨询公司或外包公司。
资本原本指望投出一家指数级增长的软件公司,最后发现投了一家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公司。这就是 2.0 时代最深的无奈,试图用资本换效率,最后却还是被人力成本拖住了后腿。
当 2.0 时代的 SaaS 创业者还在为续费率焦虑时,一个全新的物种出现了。
它们没有庞大的销售铁军,没有复杂的实施周期,甚至公司里连个像样的前台都没有。它们像一支精干的特种部队,利用 AI 对传统的重人力组织发动了一场降维打击。
在 3.0 时代,我们特意选取了 HeyGen 和 Manus 这两家具有代表性的新物种。尽管它们的市场在海外,但其背后的工程基因与中国技术社区紧密相连,它们代表了中国 To B 创业者在劳动力红利消失后的极致进化方向。
HeyGen的极致人效
我们选取 HeyGen 作为标杆,是因为它的极致人效。
如果用传统的 2.0 视角看,一家 To B 公司要做到 3500 万美元以上的 ARR,通常需要 300 名员工和一支庞大的销售团队。但 HeyGen 仅凭早期约 30 人的团队就跨过了这道门槛,人均产值突破了 100 万美元。这证明了 AI 原生企业不再需要堆人头,就可以实现指数级增长。
在商业逻辑上,它解决了一个 To B 领域的千古难题——非标服务的标准化。
传统商业视频制作是典型的重服务模式,高度依赖人工的编导、拍摄与剪辑。而HeyGen通过AI技术,将这一整套专业流程工程化并抽象为简单的API调用,从而将单次制作成本从数千元骤降至个位数。
它直接售卖高质量的视频成品,使企业无需再养一支视频团队。这种对传统生产链的技术性替代,创造了极强的客户付费意愿。
Manus的数字员工
如果说 HeyGen 还在做内容生成,那么 Manus 的成功则在于它定义了通用智能体的商业雏形。它的成功在于验证了一个可怕的猜想,即软件真的可以像人一样独立工作。
在 Manus 出现之前,即便是 GitHub Copilot 这样的神级产品,定位也只是副驾驶,需要程序员发出指令、检查代码。Copilot 依然是工具。
而 Manus 的定位是AI 程序员或数字员工。你给它一个模糊的需求,比如分析一支股票并写一份报告,它能像一个真实员工一样,自主拆解任务、搜索数据、编写代码、调试 Bug 并最终交付成果。
Manus 最大的成功在于它打开了 To B 行业的天花板。
传统的 SaaS 赚的是企业的 IT 预算,这个盘子通常只占企业营收的 3% 左右,非常卷;
Manus 赚的是企业的人力预算,这个盘子通常占企业营收的 30% 以上。
当一个软件不再按席位收费,按它能替代多少个初级分析师/程序员来定价时,它的商业价值就发生了指数级暴涨。Manus 向市场证明,To B 的终局不是卖更好的铲子,是提供不知疲倦的劳动力。
为什么说 3.0 是对 1.0 和 2.0 的降维打击?因为它们的商业底层公式变了。
To B 3.0时代的核心变量是“模型能力 + 场景 Know-how”。代码行数不再重要,销售话术也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的模型够不够聪明,你对场景的理解是否足以让 AI 独立完成闭环。
HeyGen 懂视频生成的审美,Manus 懂全栈开发的工程逻辑。这种“技术+场景”的混合能力,成为了新的护城河。
3.0 企业最恐怖的地方是组织发生了突变,实现了彻底去中介化。
在 1.0 和 2.0 时代,为了把产品卖出去并用起来,企业需要构建庞大的中介层,售前解释价值,实施安装配置,客服培训用法。这些中介层占据了公司 60% 以上的人力成本。
而在 3.0 时代,产品直接出结果,价值一目了然,不需要解释;AI 自主执行,不需要培训。于是,那个臃肿的中介层消失了。
SaaS 行业喊了很多年的规模效应,在 2.0 时代基本上是伪命题,因为服务成本随规模线性增长。
但在 3.0 时代,这成为了现实。一个 30 人的 AI 团队,服务 300 个客户和服务 30 万个客户,其人力成本几乎没有变化,增加的只有算力成本。
这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这才是劳动力红利消失后的新王。
当我们把广联达、北森、HeyGen 这三代企业的底层数据拉通对比时,会发现价值交付、组织杠杆和商业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 To B 行业,有一个长期无法破解的魔咒,叫做“实施难,上线死”。
无论是 1.0 时代的 ERP,还是 2.0 时代的 CRM,本质上交付的都是流程。
软件厂商提供一套复杂的工具和空荡荡的界面,客户必须把自己的业务逻辑填进去,员工必须学习如何点击按钮、录入数据。
这种半成品交付带来了巨大的摩擦力。北森为了让客户用好系统,需要建立庞大的客户成功相关团队;广联达为了让造价员熟练操作,需要开设大量的培训班。用户的学习成本,就是软件公司的交付成本。
在 3.0 时代,这个逻辑被 AI 彻底颠覆,HeyGen 和 Manus 交付的不再是工具,而是结果。
客户不需要学习如何剪辑视频,也不需要学习如何编写 Python 脚本,他们只需要提出需求,AI 直接交付做好的视频文件或可运行的代码。
因此,困扰 To B 行业二十年的实施魔咒也就失效了,因为“结果”不需要培训,不需要通过复杂的 UI 交互来实现。这就直接抹平了软件上线最艰难的“最后一公里”,让产品的价值感知从延迟满足变成了即时满足。
如果我们用一项核心财务指标“人均营收”来衡量三代企业的战斗力,会看到一幅令人心惊的画面。
1.0 & 2.0 阵营很像人力密集型的重工业。查阅公开财报数据,中国头部 SaaS 和软件企业的人均营收长期在低位徘徊。
北森控股(2023-2024财年) 营收约 8.55 亿元,员工数 1854 人(截至2024年3月31日),人均营收约为46万人民币。
广联达(2023年)尽管拥有极强的垄断地位,其人均营收也仅在71万人民币上下。
数据引用说明:为什么不用两家公司2024年的数据?因为对于行业来说,2024 年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失真。
那年很多传统 SaaS 厂商为了生存进行了大幅裁员,导致分母人为变小,人效数据看似回升,但这本质上是财务止损而非模式进化。
相比之下,2023 年的数据最能代表旧模式在正常扩张逻辑下的真实天花板,也就是那道怎么也冲不过去的物理极限。我们用这个最扎实的旧基准,去对比 AI 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由此得出的代际差距才最严谨,也最能说明问题。
可见,旧时代的增长严格依赖人数堆叠,要多赚 100 万,就得多招 2 个销售和 1 个实施。
再看 AI 原生企业的数据,量级完全不同。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推算,HeyGen在 ARR 达到 3500 万美元时,团队规模仅约 35 人,人均营收高达100 万美元(约 720 万人民币)。
Midjourney则是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仅凭 11 人的全职团队,创造了超过 2 亿美元的营收,人均营收突破1800 万美元。
从 40 万人民币到 100 万美元,这是 15 倍到 20 倍的效率断层。3.0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生了质变,不再依靠规模优势,依靠人才密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一代创业者不再迷信融资扩招,因为在 AI 杠杆下,增加平庸的人手不仅不会带来增长,反而会稀释效能比。
2.0 模式赚的是IT 预算的“租金”。纷享销客和北森与其他厂商争夺的是企业的IT 信息化预算。
在全球范围内,一家企业的 IT 投入通常只占其总营收的 3%~5%。这是一个拥挤且天花板极低的市场。为了这 3% 的预算,无数 SaaS 厂商杀得头破血流,导致软件订阅费越压越低,甚至陷入价格战。
3.0 模式赚的是人力预算的“工资”。Manus 和 AI Agent 瞄准的,是企业的人力成本预算。
对于任何一家现代服务型企业,人力成本(工资+社保+福利)通常占总营收的 30%~50%。
当软件开始替代人,它的定价逻辑就变了。
如果一个 AI Agent 能替代一个月薪 2 万的初级程序员,企业愿意为它支付多少钱?哪怕定价 5000 元/月,对企业来说是巨额节省,对软件厂商来说则是高价值订阅。
从“收租金”式的软件销售,迈向“领工资”式的持续性服务,他们切入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劳动力价值市场,这正是 3.0 时代创业者带来的根本改变。他们将原有的潜在市场规模一举扩大了十倍,而这也正是资本市场愿意给予 AI 应用极高估值的底层逻辑。
未来的中国 To B 市场,将呈现极致的哑铃型结构。
一端是像广联达那样的旧王。他们掌握着不可复制的行业定价权、政策绑定能力和深厚的渠道壁垒。无论技术如何变迁,这种极高的行业护城河依然能让他们安稳生存。
另一端是像HeyGen那样的新贵。他们掌握着极致的技术效能,用几十人的团队撬动全球市场,用 AI 彻底重构成本结构。
而处于中间地带的企业最危险。那些既没有垄断性行业资源,又还在依赖堆人头、卖工时来维持增长的平庸 SaaS 公司,将面临至暗时刻。他们在成本上拼不过 AI,在壁垒上拼不过旧王,注定会在这一轮代际重构中被挤压出局。
二十年来,中国创业者一直有一个执念,要做中国的 Salesforce。但在 3.0 时代,这个执念该放下了。中国市场的土壤和 AI 时代的特性,决定了我们不需要一个大而全的千亿级平台。
牛透社预测,中国 To B 的未来,将诞生成千上万个小而美的Manus。它们不需要统治所有领域,只需要在一个极窄的缝隙里,做成一个能解决具体问题的超级工具。
所以我们认为,创业者现在的核心任务,是去寻找那个AI 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缝隙,然后像钉子一样扎进去。真正的新王,是那些能用 AI 杠杆,重做传统行业的超级个体。
他们既具备广联达式的行业洞察(Know-how),又掌握了 HeyGen 式的技术效能(AI Native)。谁能率先完成这两者的融合,谁就是下一个十年的新王。
